曾几何时，加拿大是一个讲规则、守底线、踏实可靠的国家。
在2015年之前，加拿大虽然不完美，但它安定、有序、务实。房价还算合理，靠勤奋工作买房成家并非遥不可及；犯罪虽然存在，但治安让人安心，街头巷尾不至于让人提心吊胆；移民政策循序渐进，欢迎多元文化，却也捍卫主流价值；政府谨慎理财，财政赤字受到控制，纳税人的钱花得克制、有章法；政治虽有争议，但社会主流依然理性、包容，信任制度，相信国家前景。
那时候的加拿大，是个可以憧憬未来、安心养家的地方。
而现在呢？
短短十年，我们眼睁睁看着房价飞涨，生活成本飙升，年轻人连组建家庭的信心都被一点点磨光；我们的城市逐渐失控，无家可归者扎堆、吸毒者横行、治安每况愈下；政府一边说要解决问题，一边不断引进海量的移民与临时工，把房市、医疗、教育彻底压垮，却还要我们“继续包容”；纳税人的钱流向外国、用于各种意识形态计划，而本国老百姓的生活却无人问津；国家对犯罪几近放任，偷车抢劫不过“教育一番就放人”，而守法公民却根本没有任何手段保护自己。
这一切，是十年自由党执政错误政策积累的必然结果。
2015年大选胜出，自由党执政开启
“阳光路线，我的朋友们，阳光路线。”
这是贾斯丁·特鲁多在2015年大选胜利当晚，面对支持者人群露出灿烂笑容、挥手致意时说出的第一句话。他领导的自由党在大选中意外赢得多数政府席位。“这就是积极政治的力量，”特鲁多当时说，在前总理史蒂芬·哈珀近十年保守党执政之后，自由党带着一系列宏大承诺上台，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社会福利，以及改善中产阶级生活。
特鲁多是在史蒂芬·哈珀（2006-2015）领导的保守党执政多年、局势日渐稳固的背景下上台的。在90年代末至21世纪之初，保守党以加拿大西部为大本营，远离自由党传统据点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两个城市的精英几乎主宰了20世纪的大部分加拿大政治。在保守党的领导下，西部成为国家核心议题——农业、石油与天然气、以及其他资源型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一开始，特鲁多带领下的自由党似乎无懈可击。在任初期，他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大幅减少了儿童贫困，和加强加拿大养老金计划，为未来几代人提供了更有保障的退休生活，这些都反映出他起初的承诺。
治理危机，空心执政
自由党政府衰落的种子在上台伊始便已埋下。2015年10月选举后不久，政权交接阶段就显露出政府缺乏准备。过度依赖选战策略师——虽然擅长赢得选举，但对治理国家的复杂性毫无经验——导致了一个空心的执政基础。专业政策意见经常被忽视，关键决策被交到更懂政治表演、却不了解国家管理细节的人手中。
这种误判为政府定下基调——一个更重视“政治表演”而非“政治实践”的政府，在那里形式压倒内容，短期政治胜利优于长期政策规划。
内阁政府模式的衰退
在这届自由党执政期间，加拿大传统的内阁制政府——即各部长领导自己的部门、制定政策并承担执行责任——被大大削弱，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理办公室（PMO）。这使得内阁部长们几乎无法对本部门政策进行实质性塑造。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替PMO早已定好的决策做“代言人”，而非真正参与决策过程。
这种集中化还削弱了问责制。由于总理办公室对决策的垄断，部长们缺乏对政策结果的责任意识。执行效率因此受损，政策失败的责任也变得模糊不清——最近在商品与服务税退税混乱、以及针对大西洋省份的碳税调整宣布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过度自信——相信少数高级幕僚就能集中管理整个政府议程——导致治理风格变得高度集权。本该建设强健制度、赋权机构，反而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带来了低效、反应迟缓的治理模式。许多本来有潜力的构想因执行不力和细节缺失而功亏一篑。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届政府最初的动力逐渐被对政治表象的过度关注所取代，牺牲了政策的实质性。政府未能把握关键时刻的原因并非某一次失误，而是治理能力薄弱、经济表现不佳、政策缺乏连贯性等多方面问题累积所致。
经济政策失误
自由党执政期间，加拿大经济增长缓慢、生产力下滑、财政风险不断上升。
人均GDP——衡量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过去九个季度中有八个为负，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国家，说明加拿大难以向高附加值、创新型经济成功转型。
政府对电动车产业的过度集中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即依赖补贴、发展“分厂经济”（branch plant economy），忽视了能源、农业、生物科技与先进基建等领域中加拿大原本具有的天然优势与创新潜力。
公共债务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却缺乏与长期压力（如人口老龄化）相对应的财政规划。即使疫情后经济逐渐复苏，政府仍不断超支，未能达成自身制定的财政目标，显示出财政纪律和责任感的严重缺失。与此同时，加拿大的劳动生产力始终低迷，这是对创新不足与监管制度落后最直接的反映。
而大规模的移民增长，并未配套相应的住房建设，进一步加剧了住房可负担性危机，让无数加拿大人苦不堪言。
外交政策缺乏一致性
在国际舞台上，特鲁多政府常显得毫无方向。尽管政府经常高调宣扬加拿大是多边主义和进步价值的捍卫者，但其外交政策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导致与关键盟友关系受损，加拿大在全球机构中的影响力不断减弱，逐渐被边缘化。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失败，是未能兑现向北约承诺的国防开支——即将国防支出提高至GDP的2%。这个承诺最早在2014年做出，是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安全威胁，并表明北约成员之间的团结。时至今日，加拿大的国防开支仍仅占GDP的约1.3%。
这个短板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暴露得尤为严重。这场危机凸显了军备充足与盟军协同的重要性，而加拿大的表现不仅削弱了其在北约内部的公信力，也限制了其在集体防御中的实质性贡献。
气候与能源政策的矛盾
气候议题是特鲁多政治形象的核心，但其政府的实际作为却充满自相矛盾。一方面通过政治性碳税退税破坏了碳价机制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却在全球能源不确定时期强行限制油气产量，显示出环境理想与现实能源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巨大脱节。
与新民主党的协议与战略漂移
2022年，自由党与新民主党达成的合作协议虽然短期内稳定了政局，但也标志着政府明显左倾。这种政策转向疏远了中间派选民，削弱了自由党一贯的中道立场，反映出政府更在意政治生存，而非以原则治国。
联邦政府试图通过药保与牙医等全国性计划“接管省级事务”，不仅超越其宪政职责，还以借债方式推进这些项目，增加了联邦和省级财政的长期压力，也损害了联邦与各省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真正属于联邦职责的领域——如经济战略、国防建设、移民体系——却被忽略，造成严重的政策空转与后果。
自由党执政下，加拿大失落的10年
自由党依赖前任保守党政府留下的强劲经济与公众好感。但这份遗产很快被挥霍殆尽，随之而来的是：借贷上升、支出增加、税负加重、赤字扩大，通胀也随之飙升；房价飞涨，低技能移民大量涌入。
2016年，自由党政府宣布了一项全国范围的碳定价计划，也就是后来的“碳税”。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推动减排，但其能源结构的转型进程缓慢。加拿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石油、天然气等高碳能源，而碳税并未能够迅速改变这一状况。碳税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压力，它更像是一种政治工具，目的并非真正减排，而是为政府提供收入。
在2017年美国对移民进行打击时，特鲁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加拿大将欢迎“那些逃离迫害、恐怖和战争的人……无论你信仰何种宗教”。随后自由党政府最近还将移民与飙升的房价联系起来，助长了反移民情绪。
除此之外，自由党政府充满失言、道貌岸然、伪女权姿态与一系列道德与伦理丑闻。
自由党推动严厉的新冠封锁措施、将疫苗问题高度政治化，并在原住民寄宿学校“万人坑”传言中引发了全国道德恐慌。此外，加拿大也遭遇了印度与中国的干预丑闻，党领特鲁多却始终紧抱身份政治与性别意识形态的极端形式不放。
自由党，曾有过辉煌，它是曾在二战中捍卫大英帝国、打造加拿大福利制度，并通过《权利与自由宪章》奠定国家自由主义价值的政党。进入1990年代，自由党又通过预算平衡，使加拿大成功应对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但如今，那些宏大的自由主义理念早已消失殆尽。政策被遗忘，个人崇拜取而代之。明星光环凌驾于政治能力之上，自由主义沦为对党领个人的盲目效忠。作为回报，前任党领不断重复那些空洞套话、正能量姿态和所谓的“阳光政治”（sunny ways），以维持“好时代仍在继续”的幻象。
特鲁多第一次竞选时的口号是“真正的改变”（Real Change），仿佛加拿大历史翻开了新篇章。事实却是谎言一场。自由党留下的都是一个更加虚弱、更加贫困、更加混乱、效率更低、愤怒更深、社会更分裂的加拿大。
如今，博励志（Pierre Poilievre）领导的保守党，是很多人对加拿大重拾信心的最后希望。
4月28日联邦大选，请根据各党派的政策，以及最符合自己的道德观和信念来投票。
